因此，本文旨在研究上述悖论式并行现象及其导致的法律冲突，并就避免上述冲突提出相关建议，以使避风港规则能够免受来自公法的不当影响，继续发挥应有作用。

但是，什么叫组织协调？组织协调的法理依据、性质和具体方式是什么？组织协调与主导是什么关系？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集体行使职权的审议表决机构，又如何去组织协调其它的立法参与主体？它们能以会议的形式现场办公进行组织协调吗？ 所谓组织协调，更多是指中国共产党对别的党派和国家机关以及其他各类组织的领导方式，即通常所说的统揽全局、协调各方。李建国和王晨的讲话主要着眼于全局，也许是碍于中央一级部门的面子，没有直接点明法律制定中的部门利益和部门难以配合协调的问题，而前述2014年的地方立法研讨会上，李适时则直接批评了地方立法中存在的部门利益影响甚至阻碍地方立法进程的问题。

把审议民主和表决民主发挥好了，人大的主导作用就实现了。二是，有的地方通过主导年度立法计划编制，变等米下锅为点菜上桌，把握立项和起草主导。第二，人大要为各类提案主体所提的改革议案把关。[34]而修改后的立法法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主导立法的表述中，又增加了委员长会议这个主体。[7]李建国的这句话透出三个含义：一是，人大主导立法的说法，是中央的要求，也即党中央首先提出的（中央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形式提出的，笔者尚未见到公开的资料）。

对符合民意的改革要主导助推立法，对不符合民意的改革，要主导过滤纠正。[13]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2017年立法工作计划》，载《中国人大》2017年第8期。然而，对于精神科学，其研究对象是由一个个充满个性的人的心灵构成的，不仅仅充满个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充满人性，只有通过不同的人的心灵理解才能够把握和了解。

按照沈宗灵先生的解读，法律解释的目标，就是指解释者通过法律解释所要探求和阐明的法律意旨②。但是，如果他内心认同的更多是当代的法律价值，解释者就会选择以自己为中心，用自己所理解的时代价值，替换、取代、矫正文本和立法者在历史上所设定的某种价值。受前述因素的影响，不同解释者必然会呈现出来不同的解释风格，会运用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以阐释他们内心认同的那种法律意旨。海德格尔的解释学的本体论构建受到了狄尔泰和胡塞尔的影响。

现代化的国家面对这样一个内容历史久的宪法，会更多地选择历史解释。至于法律文本所包含的意图，以及所期望到达的目的，适用者未必能够很好地认识和领会。

在法律解释学的发展谱系中，不同的主体、不同的方式对《圣经》的解读，解读的内容是如此的之广，解读的方式是如此之多，令人叹为观止。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包括三个方面：能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对于解释，狄尔泰承认解释的个体性、经验性，但同时，他又主张通过把握人性的共同性，来实现法律解释的客观性、共同性。法律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

③所以，若要对法学解释学有一个全面且准确的了解和认识，就一定要把法律解释学放置到解释学(诠释学)之中进行研究。二是解释学重心作者中心论读者中心论文本中心论的流变。施莱依马赫认为，作者是理解实现和完成的重要角色，读者所作的工作就是变成作者。法律的善有很多种表现形式，其中，法律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是最为基本和必不可少的善。

而目的解释则属于解释方法之一种。(二)体系解释解释方法是体现了更多法律文本意旨和立法者意旨相结合的一种解释方法。

⑦《圣经》从最早成书的《约伯记》在3500年前左右(约公元前1500年)，到最后成书的《启示录》(公元90-96年之间)，历经1600年左右，共有超过40个作者。(一)文义解释方法更多地体现了法律文本的意旨。

但同时它又从本质上包含在首先和通常显现着的东西中，其情况是：它早就有着它的意义与根据。一、解释学的知识谱系折射出来的法律解释目标 探讨法律解释的目标前，分析法律解释学说的历史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基于此种宗教情感，《圣经》也不再是一般的、通过语言的解析便可以理解的文献，它变成了‘隐秘意义的密码语言，在这种‘密码语言背后的隐秘意义是要借助宗教的体验和为神喻唤醒的灵感来领悟的。在对法律解释的目标进行论述之前，我们首先对学者们提出的上述观点作为起点和基础进行论述。⑤之后，随着中世纪的到来，基督教的权威得到树立，教会逐渐垄断了解释权，形成了《圣经》的官方解释。宗教的诠释所面临的危机推动了人们对《圣经》和罗马法典及其权威解释的重新理解。

面对这一难题，施莱依马赫所采取的是心理学的移情方法。此后口口相传，最后由各宗教组织权势团体集结成册，并各自宣称为正统《圣经》。

这样的一些备忘、说明、意见等文字性资料对于了解法律有很大裨益。即，通过这样的一个自然科学—精神科学二分模型的构建，个性化中的经验共同性的预设、追求解释的客观性，应当如何评价?它又是在追求什么?可以说，狄尔泰所作的努力，就是为了实现解释的主客体统一，也是为了实现解释的真理追求。

诠释学的直接源头有两个：一是自古希腊以来的语言学传统和逻辑思想。法律解释的目标分析，不仅仅应当从法律解释的历史发展角度进行分析，而且也应该从法律解释方法的具体实践的角度进行分析：一方面，从法律解释的历史发展脉络中，很容易了解法律解释的前世渊源，从实证的、历史的角度把握法律解释所面对的历史环境和价值取向。

在理论的发展中，逐渐形成自己理论的三驾马车：第一，语言本体：语言在交流过程中的符号功能众所周知。在前一种目标驱使下，解释者会更多地探寻法律自身的目的。②参见沈宗灵：《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32页。法律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内部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海德格尔则是完全突破了解释的客体性，将解释提升到本体的高度，之后，伽达默尔更是将其发挥到极致，将语言本体化，视域融合、以及三位一体的提出等。实际上，体系解释也是实现法律解释之善的一个途径。

我们要明白，这是实现目的的过程和手段，换句话说，这是次级目标。(21)对于法律解释的这样的两个目的更多地是从工具的角度进行论述的，法律解释能够选择这样的两条道路，同样可以到达所期待的两个不同目的。

但是，目的解释指的则是根据法律规范的目的来阐释法律含义的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即，狄尔泰认为，准确、妥当的法律解释应当是历史上的文本创作者与当下的文本阅读者对话、沟通、交流与视域融合。

在这样一个对《圣经》的重新认识和解读的过程中，人们认识到解读对于文本的重要性。这其中，最典型的文义解释是字面解释，其他的解释方法之所以被纳入文义解释的范畴，是因为笔者坚持这样一个标准：只要解释的对象是法律语词，所使用的方法是发现，姿态是对法律服从，解释结果没有背离可能的文义，就属于文义解释。三、法律解释中的不同目标类型 对于法律解释的目标，卡尔·拉伦茨在《法学方法论》中，曾有过一段论述：十九世纪后半叶，法哲学及方法论的文献就法律解释的目标已经形成两种见解：一方面是——以探究历史上立法者的心理意愿为解释目标的——‘主观论或‘意志论。另一方面，从具体的法律解释方法的应用中，探求法律解释目的更具有真切的感受和体验。

根据对法律解释适用情形的考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法律的实施过程就是法律的解释过程。总体来看，采用体系解释的方法来解释法律的人，他绝不会以实现自己内心的某一目标为追求，也不是为了探寻当下时代的某种主流价值，而是恪守了克制的司法风格，将解释的追求目标限定在了立法者意旨和文本意旨的层面。

文义解释的作用和地位，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同。各作者受神的默感，描述神给各人的启示各自成文。

体系解释的理论基础是法律的整体性。他认为法律解释的完整过程应当是一个动态的过程。